我所认识的戴相龙

时间:2020-03-30 18:39:04 作者:炒股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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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相龙(左)与兆丰(右)

兆丰

抗击新冠肺炎疫情,宅居在家。偶然翻看手机中存储的照片,忽然眼前一亮,这是我2019年6月27日在杭州参加由市金融办、江干区政府以及浙大AIF(江干)产研中心等单位合办的“新时代、新金融、新科技——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融城启动”活动时,与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同志的合影。当时,我作为杭州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出席并致辞。戴行长作为主办方邀请的重要嘉宾作主题演讲。照片是在会前嘉宾休息室拍的,我们两人笑得都很灿烂。照片引发一段愉快的回忆。

说起“认识”戴行长,其实是“认”得早,“识”得晚。想当初他当正部级的央行行长时,我才是财政部的一个处级干部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但“认”得他并且关注他却是始于那时。因为当时在财政部所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工作,业务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三个部门的情况,一个是财政部,主管领导部门;一个是人民银行,主管业务部门;还有一个是证监会,主要监管部门。三大财经部门出台的经济政策,代表着中央、国务院的声音,直接影响到汇率、利率、股价,关系到经济环境的变化。所以,戴相龙这个名字对我们是“如雷贯耳”。而且,在那个时代,他也是出镜率很高的领导。他与我在财政部的老领导、财政部长项怀诚一起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“新闻联播”中,随伴江泽民总书记、朱镕基总理在国内外考察、出访。

与他握手相识,面对面坐在一起交流,还真是得益于这次参加活动。因为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,而且我又对上世纪90年代波澜壮阔的金融改革这段历史很感兴趣。我此前认真阅读过他在2018年第23期《中国金融》上发表的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难忘的十年》一文,这是我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全面、完整、权威的描述那段金融改革历史的文章,印象十分深刻,觉得是当面请教的好机会。

戴相龙在他的回忆文章中,详细地记录了从1993年6月到2002年12月近十年中,他在朱镕基同志直接领导下,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班子和全系统干部员工共同努力下,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金融改革开放的方针、政策,依法履行中央银行职责,在治理通货膨胀、通货紧缩,推进金融改革开放,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,加强金融监管,维护全国金融稳定方面,所做的大量艰苦有效的工作,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实质贡献。

当时,读完这篇文章,感到戴相龙这一任行长当得很不容易,又是通胀,又是通缩,又是东南亚金融危机,又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,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,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全部搅在一起,挑战巨大,困难之多难以想象。但戴相龙他们剥丝抽茧、冷静应对,居然一一化解,让我对戴相龙既佩服又好奇。和他交谈中,我专门就治理通胀和通缩、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两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向他讨教。真是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,听了我的问题,他兴致盎然,侃侃而谈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,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,全国人民经济社会建设热情高涨。但是到了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,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过猛,银行乱拆借和社会乱集资超过2000亿元,导致货币投放过多,物价飞速上涨,连粮棉收购都普遍“打白条”,威胁到现金供应断档。形势严峻到需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召集省委书记进京,亲自部署春节现金供应管理的程度。1993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3.2%,到1994年更是上涨到21.7%。针对这种情况,党中央、国务院于1993年6月22日下发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》(中发[1993]6号)文,即宏观调控“十六条”,其中9条直接涉及严格控制货币信贷供给。也是在这个背景下,中央领导约他到钓鱼台国宾馆谈话,把他从交通银行调到人民银行。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,周正庆是党组书记、副行长。戴相龙任副行长、党组副书记。由商业银行调央行任党组副书记、副行长应该算是破格之举,显然是中央要重用他。他到人行后,在朱镕基领导下,采取一系列措施贯彻执行中央6号文。朱镕基开出“治胀”药方:“约法三章”、整顿“三乱”。对金融机构下达限期收回乱拆借资金的指标;明令银行与所办信托投资公司脱钩;人民银行提高存、贷款利率,开办保值储蓄。对每家银行按月下达贷款计划,确保信贷支持重点。这些都由戴相龙负责具体操作。在此基础上,199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“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”。经过2——3年的艰苦努力,通胀问题得以治理,到1996年,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下降到6.1%。

治完通胀又治通缩。1997年7月,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,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降,1998年我国出口增幅从上年的21%急降到-0.8%,1998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下跌0.8%,1999年下跌1.4%。我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。当时的应对之策,财政方面是明确提出实施“积极的财政政策”,增加赤字。货币方面,因考虑到当时一是我国货币供应存量和增量都过多;二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;三是造成物价连跌的主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,而不是货币供应不足等情况,所以没有提“积极的货币政策”,而是“稳健的货币政策”,包含三方面内容:1,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;2,引导贷款投向,促进经济结构调整;3,加强金融监管,执行金融稳定工作计划。1996年至1999年先后7次降息,存款利率累计下调5.73个百分点,贷款利率累计下调6.42个百分点。1999年又开始办理个人住房消费贷款,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,通货紧缩得到有效治理,国民经济呈现低通胀、高增长的良好势头。

戴相龙回忆至此,感慨地说,治理通胀和通缩的十年里,前几年是治通胀,后几年是治通缩。治理通胀,主要调控方式是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;治理通缩,则是以市场操作为主。我们今天既面临通胀压力,又面临通缩威胁,如何借鉴当年治理通胀和通缩的成功经验,发挥好政府“有形之手”和市场“无形之手”的作用,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。

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,既引发了国内通缩问题,同时,也冲击了国内金融稳定。面对此场危机,朱镕基多次召开会议,研究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戴相龙带队班子全力以赴,积极应对。一是增加货币供应量,支持经济增长;二是切实加强金融监管,防止金融危机蔓延;三是支持扩大出口,增加外汇储备;四是宣布人民币不贬值,提振市场信心;五是公开宣布,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需要,中央政府必将及时支持,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稳定;六是通过与IMF合作,中国承诺向泰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国出资30亿美元,支持有关国家渡过危机。上述措施不仅防止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蔓延,也在东南亚国家渡过危机、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。1997年我正在香港,对此深有体会。第五条措施的宣布,对稳定香港金融秩序,帮助香港政府狙击索罗斯等“大鳄”起到了震慑作用,也彰显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。

戴相龙执掌央行多年,所做工作可圈可点的还很多,仅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,就亮点纷呈:如大型国有银行改制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并上市;成立华融、东方、信达、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,接收和处置从四大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;对贷款质量实行五级分类;起草《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》,成立中央汇金公司;成立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;起草《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;改革银行监管机构等等,应该承认,他做了大量的工作,进行了有益的探索,必将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20年前定调的“稳健的货币政策”沿用至今,仍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,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谈到成绩,他反复强调说,成绩归功于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人民银行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。

戴相龙在金融改革开放中能发挥个人独特作用,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。他1944年11月生,江苏仪征人。1968年参加工作,1973年入党,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。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历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、交通银行总经理、副董事长、党组书记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、党组副书记。1955年6月至2002年12月,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、党委(党组)书记(期间,2001年6月至2002年12月,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)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任主席。2002年12月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、天津市市长。2008年1月至2013年3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、理事长。2014年1月从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任上退休。他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,十五届、十六届、十七届中央委员,十八大党代表。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,他具有丰富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,对金融实务和监管十分熟悉,是专家型、学者型领导。他毕业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(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),曾因为一届出了三个正部级领导干部而名噪一时。除了戴相龙任人民银行行长、还有同届校友李金华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、金人庆任财政部部长,极大地提升了中财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与戴相龙行长的相“识”,已经过去大半年了,但回想起来,仍历历在目。他的专业、睿智、儒雅、平和的风范,仍深深吸引着我,他的真知灼见仍感染着我。作为一代央行“掌门人”,我觉得他无愧于国、无愧于心。

2020年3月11日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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